第7章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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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司马绍却说:太阳近。
  晋元帝大吃一惊,问他为什么改口。
  司马绍说:举目即见太阳,不见长安。
  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,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。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,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,还潸然泪下。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,才故意说长安近。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,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。这才是领袖说的话,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,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。
  所以,此事如果属实,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。
  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,政绩更是乏善可陈。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,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,让殷浩去北伐。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?也只能一败再败。
  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,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。可惜桓温并不领情,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。殷浩更是怨气冲天,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!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:咄咄怪事!
  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,历史上有争议。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,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,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。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,他都惶惶不安。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,星象就是这样。
  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(郗,旧读如痴,今读如希)拉进偏殿问: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,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?
  这当然是个问题,但为什么要问郗超?
  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、郗愔(读如音)的儿子,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。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,把皇帝换成司马昱,都是郗超的主意。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,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。
  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。他回答说:大司马(桓温)正在对外巩固边防,对内安定社稷,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,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!
  司马昱则对郗超说:请向令尊大人致意!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,都是由于朕的无能,真是羞愧难言!
  说完,泪流满面。
  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,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,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。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,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。
  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。成为皇帝之前,他的府邸高朋满座,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。包括桓温和殷浩,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,都是他的座上客。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,还往往通宵达旦。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,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。
  不过,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。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:只有非常精通的人,才能跟他剖析义理,刘真长(刘惔)可算一个。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,才能跟他安闲相处,简文帝(司马昱)就是这样。
  这是很高的评价。
  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。他美仪容,大器量,高智商,雅趣味,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。登基后,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,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:  会心处不必在远。翳然林水,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,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
  濠就是濠水,在今安徽凤阳。濮则是濮水,在今河南省境内。在濮水,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,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,也不愿意从政。在濠水,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: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,那就是鱼的快乐呀!
  所谓“濠、濮间想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  一个皇帝,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,还说这“会心处”并不需要太远(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),岂非“大隐隐于朝”?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,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,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?
  当然是。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,都不啸。
  毫无疑问,“大隐”是被桓温逼出来的。但从皇族变成名士,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。事实上,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;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,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,甚至还更体面。
  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。
  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。陶渊明可以辞官,他却不能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,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。幸运的是,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,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。
  野心勃勃的桓温,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,这事常常让人费解。但如果了解魏晋,便会觉得不足为奇。没错,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,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。在它面前,桓温也好王敦也罢,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,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。
  那么,魏晋的精神是什么?
  对人格力量的敬重。
  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,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,气度也确实不凡。有一次,桓温、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。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,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,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。司马昱却端庄静穆,安详闲适,不为所动,让桓温肃然起敬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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